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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稳中求进实现宏调政策常态化

2017-12-24 12:31 来源:中国网 刘晓光

  日前,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8年经济工作进行了部署。会议强调,“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要长期坚持。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上升为长期坚持的重要原则,既是对中国和世界经济形势做出的正确判断,也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将正式迈入新常态的新阶段,具有六大特征。一是世界经济将从过去10年的“长期停滞期”步入到“低速复苏与政策退出期”,中国贸易顺差将从过去的“快速下滑期”步入到“低水平稳定期”,资本账户将从“恐慌性流出期”步入到“相对平衡的波动期”。二是中国经济增速将从“快速下滑的低迷期”转向“稳中趋缓的调整期”,增速换挡的力量将从“趋势性力量”与“周期性力量”的叠加转向“政策性退出”与“趋势性力量”的叠加。三是结构调整将从“政府主导型”和“外部冲击型”调整向市场主导型和内生主导型的结构调整转变。四是动力转换将从过去的“政府扶持与市场发展”二元并行的局面过渡到“市场为主、政府为辅”阶段,动能转换步入关键期。五是金融周期将步入下行期,风险释放更具有突发性和隐蔽性。六是经济发展将迎来“高成本期”,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可能是未来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因此,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统筹各项政策,加强政策协同,在稳的基础上加快推进改革。在新常态的新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制定经济政策和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将从“持续扩张期”步入到“渐进退出期”,改革将步入攻关期和新制度红利的构建期。

  在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下,2018年宏观调控政策的基调确定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中国宏观调控的核心应当从“稳增长”适度转向“控风险”基础上的“促改革”,经济政策常态化应当注意几大宏观政策在退出路径、幅度和工具选择上的协调性,应与市场内生动力复苏的步调保持一致性。在风险约束和债务约束的作用下,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的退出在路径、幅度和工具选择上必须要有很好的协调性。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没有触底企稳之前,宏观经济政策的总体积极性定位不宜改变,渐进调整的步调应当与市场内生动力复苏的步调具有一致性。

  第一,在金融整顿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中,2018年中国货币政策应当延续2017年的定位,但操作方式可以适度偏松。短期内利率水平不宜过快上升,低利率政策依然是市场复苏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基础。M2增速不宜设定过低,应当关注货币投放方式的变化对于货币传导的冲击,2018年可以逐步降低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完成货币投放。建立明确的利率走廊机制,尽快明确货币政策的市场基准利率,加强货币政策操作对于市场基准利率的引导,放弃对于操作利率和操作规模的双重关注,做实价格调控的常态化机制。鉴于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往往会带来基础货币供给节奏不稳定、供给工具不确定、供给对象不透明等问题,为防止市场流动性紧张时期引发市场紧张情绪,导致市场资金面和利率出现不必要的波动,货币政策应强化引导市场预期。

  第二,要避免行政性强监管带来的融资渠道堵塞和创新停滞。治理“脱实向虚”是提升实体经济投资增速的一个关键,但是行政化的金融整顿和监管强化并不能达到稳定民间投资增速的目标。因为在治理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和部分乱象的过程中,行政化监管很容易扼杀金融创新,使大量金融资源过度依赖于传统体制内的路径进行融资,新型融资渠道出现全面收缩,大量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和创新性企业反而难以在治理整顿中获得融资,融资难、融资贵又成为这些企业投资的瓶颈问题。如何加大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和创新性企业投资需求的资金可获得性,是2018年投资启动的一个重要工作。

  第三,积极财政政策要为“促改革”提供坚实的支撑。从短期来看,积极财政政策依然需要准备一些投资项目包,以防止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快下滑,2018年保持政府性投资增速和房地产增速的相对稳定依然较为重要。但从中期来看,任何持续的扩张的政策性投资必定会通过资金挤占、产业空间挤占、政治疑虑等渠道带来大量的挤出效应,使市场性民间投资在扩张政策中不仅没有得到扩展,反而在中期出现萎缩,政府未来对于各类产业的投资和补贴不能进一步膨胀。2018年名义财政赤字率可以保持在3%,但广义财政赤字率应当适度收缩。

  第四,落实“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是一个中期任务,需要对中国投资结构优化提出一揽子改革方案,产业投资政策需要调整。特别在扶持创新方面,应当高度关注各类高新技术园区过度同质化建设的趋势,以及某些行业的过度刺激问题,对于扶持的措施可以进行调整:一是调整研发补贴的政策定位,实现补贴与税收优惠政策的互补;二是知识产权战略的重心应当偏向知识产权保护,营造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淡化数量导向性的行政性激励;三应明确政策引导基金的定位,不能盲目过快发展,过度挤占市场空间。(刘晓光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编辑: 刘名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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