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广东省食品药品安全企业“黑名单”管理规定（试行）》征求意见稿发布。一时间，各媒体都以重要位置予以报道。看来，这个“黑名单”制度的舆论呼声颇高，恐怕也被市场认为，推行“黑名单”制度，也许可以廓清市场的假冒伪劣阴霾，对违法经营者产生恫吓性的影响。

　　其实，除了把重点落在食品药品和化妆品的生产经营过程上，此次相关“黑名单”管理的规定新意不多。除强调5个工作日的公开期限等细节外，也并没有多少依托地缘或行政优势，为广东市场的监管，带来纵深影响的举措。也许是受部门管辖和上位法及不宜设置地方性壁垒等制约吧，这个“制度”对广东企业的威慑多于对省外企业的威慑，对产地在广东的生产企业的威慑多于对来粤经销产品的企业的威慑。也就是说，拟议中的广东式“黑名单”制度是初级的、有限的，也可能是尝试性的，离消费者心目中的理想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

　　真正有威慑力的“黑名单”制度，似乎在英、美、法系框架的法规制度下更便于执行。在如中国的香港及北欧乃至美国市场，“黑名单”制度无论对法人还是自然人来说打击都是致命的。一旦进入“黑名单”，不仅可能进入公开或半公开的“污点”目录，还意味着管理、税收、信贷乃至信用上的一系列麻烦，倘若没有经过成本极高的“漂白”，基本就是只能终身成为“另册”中的社会“异类”。而且，很多进入“黑名单”的企业法人甚至自然人，必然面临高昂的索赔官司，倾家荡产也无可避免。说白了，“黑名单”就是被某种游戏规则“断了米路”，永世不得翻身。而成熟市场中行之有效的“黑名单”制度，其实也是法律框架上的一种威慑制度，不过，在一个执法有序的市场中，你只要违反一条法规，相关的惩治逻辑，就会通过不同的适用处罚准则，把你紧紧包围起来，直到你付出高昂的代价，直到违法成本达到违法者难以承受的地步。因此，最有效的“黑名单”制度应当是联动的、谐振的，而不是某个部门孤立的呼唤。

　　“黑名单”制度建立之后，“黑名单”中的人或企业法人，将会面临怎样的境遇，这是社会关注的真正焦点。从伦理学上说，所有在药品、食品及化妆品上做手脚的商人，都是有着“欺诈”行为的欺骗者，而且，其行为更是以直接对人体进行伤害来达成牟利目的的，所以，这些人接受怎样的法律惩处都不过分，何况只是在金钱上提高其违法成本，使得他们无法或者不敢延续自己的伤害行为呢？在广东的“黑名单”制度征求意见稿中，还是给违法者留下很多的“救赎”空间的，如入黑名单的时间是两年等，这些“救赎”空间是否意味着“有数讲”？这个尾巴，其实对“黑名单”制度的威严，是有害的。试问，当违法者的行为已对社会产生危害，而这种危害又是无法挽回的，那么，就让违法者没有立锥之地好了，难道还让他们“换个姿势再来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