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从港九地区营救了300多名国内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图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翻拍）。

陈敏学在接受采访。

参加过大营救的深圳市宝安区白石龙村老同志合影（翻拍）。

　　一年以后，克尔中尉为感谢救命之恩，画下了这幅漫画，并寄到东江纵队司令部。漫画讲述了克尔被营救的全过程。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与此同时，日军铁蹄肆虐，国内几无安身之地。1941年1月至5月，在中共中央、周恩来的安排下，众多文化名人从桂林、重庆、昆明、上海等地转移到香港。

　　不料，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25日，香港沦陷。滞留在港的文化人士，一时间危在旦夕。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一场惊心动魄的粤港秘密大营救拉开了序幕。

　　近日，南方日报记者来到深圳水围村、白石龙村、河源福建会馆，探访这些大营救的遗址、遗迹，并采访多位东纵老兵，听他们讲述当年惊心动魄的一幕。

　　打通海陆救援交通线

　　香港至九龙海面，波澜不惊。两岸高楼林立，灯火璀璨。74年前，一批又一批的文化名人，搭乘驳船、渔舟从香港岛撤离到九龙，随即被武工队、广东人民游击队等迅速护送到深圳、河源、惠阳等地，继而被安全转移到各地。

　　据“粤港大营救”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秘书长连贯回忆，当接到中共中央营救文化名人的指令后，他和廖承志、乔冠华等人在位于铜锣湾避风塘的大船上，躲避敌人搜捕的同时，秘密派遣情报人员潜入九龙等地查探日军情报。

　　1942年元旦前夕，连贯等人接到情报称：由于港九的粮食、燃料供应匮乏，日军决定近期疏散一批港九居民到内地去。“这是把文化人和民主人士抢救出港的好机会！”掌握到这一情报后，营救工作迅速铺开。

　　然而，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这些文化名人并非易事。“大家住得很分散，许多人自从战事发生以来搬过多次家，有的甚至因突然转移而失去了联系。”曾亲历过大营救的广东著名报人杨奇后来回忆。

　　深圳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馆长朱赤告诉南方日报记者，香港沦陷后，为了躲避战火，当时大部分文化名人从九龙地区迁往香港岛，“营救小组的首要任务，就是将文化名人从香港岛转移到九龙，然后再设法将他们护送回回祖国大后方”。

　　据东江纵队领导人曾生之子曾德平介绍，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封锁了香港岛至九龙的交通线，并在全市展开大搜查，逮捕抗日爱国人士。因此，营救工作的第一步就是突破日军严密封锁，打通从香港到九龙的交通线。但当时日军在各个码头上都设置了监视哨，严密监视岸边的一举一动。为了防止人员驾船逃跑，还将大小艇驶离了岸边。

　　就算是铜墙铁壁，也要辟出一条救援通道！营救小组首先开辟了一条从铜锣湾到红磡的水上通道。不久，从九龙到东江游击区的陆上和海上交通线也建立起来了。

　　1941年元旦过后，紧张的“偷渡”工作开始了。据杨奇回忆，撤离工作开始后，每天都有10多位文化界人士离开市区抵达九龙，“上岸之后，交通员把他们带到九龙市区的秘密集中点去。这些集中点有普通住宅，有漂亮的洋房，有停了课的教舍，适应不同身份的人隐蔽”。

　　“难民逃港”

　　一场成功的秘密大营救

　　位于深圳宝安区白石龙村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内，如今依照原样复原了当年文化名人短暂停留此地时住过的草寮：几根木材，缕缕茅草，虽然条件极为简陋，却是离港文化名人的安身之所。

　　1941年1月11日，化装成难民的邹韬奋、茅盾等一行20多人，在交通员的带领下，穿过九华径到达荃湾，继而北上进入大帽山区、元朗等地，沿途一直有武工队提供武装护卫和掩护。杨奇回忆，在荃湾附近，一行人曾险遭土匪打劫，幸而前方探路的武工队及时发现，缴了5名土匪的枪。

　　资料记载，在元朗停留了一夜后，我方接待站干部给邹韬奋一行人每人发了一张难民回乡证，然后再次组织分批上路，经元朗、过落马洲、渡深圳河抵达皇岗村。此后，大部队又从水围村往北穿过宝深公路，再经过梅林坳，安全抵达羊台山抗日根据地白石龙村。

　　“当时白石龙村的民居差不多被日军烧毁殆尽，只有一处教堂保存相对完整，成为文化名人的第一个落脚点。”朱赤介绍说，邹韬奋等人被安排在教堂短暂休息一晚，第二天才被转移到阳台山上的草寮。“那时候条件太艰苦了，他们过来后又没有地方睡，大家都只能在教堂里面铺上稻草，打地铺，凑合过一晚。”

　　山上草寮的条件也好不到哪儿去。杨奇后来在回忆文章里说：大家睡的是稻草秆编成的“褥子”，吃的是“大锅饭”。虽然生活清苦，大家的心情却是舒畅的。“他们把烤番薯作为最好的午点，把红片糖看作是土制‘巧克力’，吃得特别有滋味。”

　　护送文化人士的行动得到了高度评价。邹韬奋在告别游击队时兴奋地说道：“我为民主与自由努力奋斗了这么多年，总是感到力量不够。现在看到你们光亮的枪，看到你们亲热的脸庞，我是多么兴奋啊！同志们，希望你们紧握手中的枪，这是胜利的保证呀！”

　　资料显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经过前后6个月的紧张工作，中共粤、港党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从港九地区胜利营救300多名国内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其中有何香凝、茅盾、邹韬奋、柳亚子、胡绳等，加上其他人士总共达800余人。

　　对此次大营救，茅盾评价说：“这是难以想象的周密安排，是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这真是一场秘密大营救。”

　　■亲历

　　东纵老战士、“红色间谍”陈敏学：

　　13岁当卧底

　　送情报救战友

　　“陈文协、铃木三郎、陈敏学，这三个名字都是我。”86岁的东纵老战士、深圳市东纵老战士联谊会常务理事陈敏学向南方日报记者讲述了自己的传奇经历：他11岁开始学日语，13岁卧底日军内部当“红色间谍”，协助东江纵队营救爱国人士。

　　陈敏学生于1929年，出生后不久，他父亲从香港回到深圳经商，家庭条件不错，一家人生活幸福。但好景不长，1938年10月，日军在大亚湾登陆，不久占领深圳，在当地实施“三光政策”并展开大规模轰炸。陈敏学家所经营的旅店在日军轰炸中被夷为平地，一家人的生活顿时陷入绝境。

　　深圳市东纵边纵研究会会长蔡伟强介绍，在深圳，驻深日军宣抚班设了一所日语学校，日军拿着枪到各家各户“动员”，并以每人每周发三两米作诱饵，软硬兼施，逼迫学生入学。当时年仅11岁的陈敏学就是这样进了日语学校，学了两年日语。

　　因为日语讲得好，陈敏学深得宣抚班班长龟山的赏识，还给他起了个日本名字，叫“铃木三郎”。“虽然龟山给我改了日本名字，但我的血管里流淌的始终是中国人的血液，心依然是中国心。”陈敏学说。

　　小敏学很有正义感，给日军当翻译期间，利用自己的身份帮助过不少老百姓，还在无意中解救过抗日游击队员，引起抗日游击队的注意。陈敏学告诉记者，和游击队接触后，感到了自己身上沉甸甸的责任，“从那以后，只要日军要我干什么事，我都会多留一个心眼，并暗中给游击队传递情报。”

　　“我和游击队都是单线联系，事先互相都不认识，靠的是暗号。有时候遇到紧急情况，我会在门口点三根香，告诉接头人我这有情报。”陈敏学说，为了防止泄密，他们会将情报塞进咸鱼、肥皂、衣领、纽扣里面，日本兵即使搜查，也捞不到便宜。

　　陈敏学还营救过不少游击队员。有一次，一群日本兵抓到了一名游击队员，要陈敏学当翻译并指认。“日本人告诉我说这人手上有老茧，是拿枪磨出来的，是游击队。我马上反应过来，说这个人是做布料生意的良民，手上的茧子是剪刀磨的。”在陈敏学的帮助下，日本人最终放人。

　　从事情报工作，随时可能暴露自己。有一次，陈敏学被日本人怀疑是游击队员，一把大砍刀就架在他的大腿上。“日本人限我30秒内说出接头的人，不然就砍了我，但我严守党的纪律，没有说出一个字。”

　　■对话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秘书长连贯之子连环雄：

　　为了营救工作，父亲顾不上妻儿

　　连贯是秘密大营救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1925年参加革命，1936年初被组织派到香港。1937年至1941年，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党支部书记兼华侨工委委员，积极参与领导港澳地区的抗日救亡工作。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连贯和廖承志、张文彬等人冒着生命危险，突破日军层层封锁，协助东江纵队将滞留在港的300多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名人安全转移。

　　南方日报：大营救是在怎样的背景下进行的？

　　连环雄：抗战爆发后，国内许多大城市相继沦陷，很多文化名人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没有办法继续进行抗日救亡和文化活动，就逃到了日本暂未攻占的香港继续进行相关活动。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九龙、香港岛等很快沦陷，大批文化名人滞留香港。当时如果不及时营救，祖国的文化血脉就面临中断的危险。因此，中共中央把抢救在港文化名人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交给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要求组织力量以最快最安全的措施进行大营救。

　　南方日报：据了解，当年为了营救文化名人，您父亲甚至都来不及安顿自己的妻儿？

　　连环雄：我父亲当时作为大营救的领导人之一，营救行动一开始就跟母亲说自己肩负着重要的任务。九龙的炮声一打响，父亲就忙着找文化人、找船、布置救援路线等活动，没有时间回家看望妻儿，甚至廖承志劝他回去看望家人，都被他拒绝了。一个月后父亲回到家中，房子已经被炸毁，妻儿也不见了踪影。然而他并没有告诉廖承志，而是忍痛继续进行营救活动。我父亲不知道的是，原来我母亲带着三个孩子随着难民逃难到了惠州。在这个过程中，母亲一直都不敢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在惠州的时候，我母亲生病了，孩子也纷纷病倒，她只能向茅盾请求帮助。最后，直到我们在老隆与父亲相认，茅盾才知道原来我们是连贯的妻儿。

　　南方日报：您认为此次文化名人大营救有什么重大影响？

　　连环雄：此次大营救意义重大。首先，这些在港文化人都是国内重量级文化人物和民主党派人士，他们对祖国的文化发展和抗日救亡起了重要作用。大营救保护了中华民族大量的文化精英，同时推动中共领导下的民主革命；其次，还营救了包括美国飞行员、英国军官等100多名外国友人，在国际上造成很大反响；最后，破灭了日本人抓捕我在香港文化名人的幻想，极大地增强了国内的抗战士气。

　　■记事

　　“飞行员安全通道”

　　营救近百名国际友人

　　1944年2月11日，美军机群在九龙启德机场上空与日军战机发生激战，美军飞行员克尔的座机不幸被击中起火，被迫弃机跳伞逃生，降落到附近的新界观音山半山腰上。东江纵队港九大队随即展开营救，最终把克尔安全转送到大后方桂林基地。

　　顺利藏匿跳伞飞行员

　　“I bring you go home now（我现在带你回家）。”与这句话一同作为《克尔日记》封面的，是美军飞行员克尔与香港游击队员握手话别的照片。71年前，这位美国中尉在日记里记下了他驾机被日军击落后跳伞逃生获东江纵队营救的经历。

　　1944年2月11日，在美军第14航空队担任中美联合空军飞行员指挥兼教官的敦纳尔·克尔中尉从桂林出发，护卫12架美军轰炸机袭击侵占香港的日军。美军机群在九龙启德机场上空与日军战机发生空战，激战中，克尔所在的座机不幸被击中起火，他被迫弃机跳伞，降落到附近的新界观音山半山腰上。

　　据参与了营救克尔行动、时任东江纵队港九大队民运队干部李兆华儿子江山介绍，就在克尔降落观音山后不久，他母亲就从东江纵队小交通员李石口中得知了这一消息。“我母亲先让队员把克尔转移到吊草岩的山坳里暂时安置，自己回到黄竹山村，准备寻找机会将他带到村后的丛林里。”

　　那里附近就是日军的据点，已经被搜查过，我母亲认为，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可能反而不会引起敌人注意。”江山说。然而没过多久，出去打听情况的战士回来报告说：“敌军已经出动了1000多人在西贡一带进行严密的封锁和搜捕，黄竹山村附近的蚝涌、北围、南围都驻满了搜捕的日军。”

　　掌握这一情报后，李兆华当晚就带着克尔转移到村后的丛林。第二天，日军果然把黄竹山、吊草岩、芙蓉别村等搜了个底朝天。在日军进黄竹山村扫荡时，李兆华非常镇定，她后来回忆说：“除了我以外，这里的老百姓一点都不知道内情，所以都很坦然，只要我不露破绽就可以了。”面对泰然自若的李兆华与村民，日军在黄竹山村一无所获，折腾半天后便到别的村子搜捕去了。

　　“纸弹战”助克尔转移

　　就在李兆华带领克尔躲避日军地毯式搜捕的同时，港九大队也决定出击牵制日军，进行“纸弹战”，到处散发传单、贴标语。短枪队也主动突击九龙的敌军核心区域。这些战斗与宣传攻势，迫使日军将在新界郊区扫荡的部分兵力撤回到市区，为营救克尔制造了较为缓和的环境。

　　史料记载，在克尔遇险后的第4天，港九大队派员找到李兆华，将克尔转移到石垄仔村附近的山洞里。得知东江纵队前来护送，克尔中尉激动得连声说：“Yes！Yes！”几经辗转，他被安全转送到大后方桂林基地。

　　克尔一路上得到了东江纵队很好的照顾。曾德平告诉南方日报记者，父亲曾告诉他一个感人细节：“李石身上仅有几毛利是钱，自己都舍不得用，但是他把克尔藏好后，再回去时，用仅有的钱买了几颗糖果送给克尔，令克尔非常感动。”

　　获救后，克尔写下了一封感谢信：“我曾亲身接触过你们当中的成员，对他们表示过我的敬意与钦佩。但我知道还有许多未曾谋面的你们，也为保护我的安全而在危险与困苦中工作着……”60多年后，克尔的后代还专门来到深圳坪山，寻找他父亲当年的救命恩人。

　　据不完全统计，东江纵队共营救了包括美国飞行员、英国军官、印度籍士兵等国际友人约100人。接受营救的国际友人，后来纷纷来信表达对东江纵队的感谢。“他们从上至下的普遍热情，使我们坚信中美英荷阵线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敌人的一块‘严重的绊脚石’。”一位英国陆军军官如此写道。

　　1944年10月初，陈纳德将军专程写信感谢游击队员营救克尔中尉，并正式要求与东江纵队合作，建立联络站和电台，收集日军情报和气象资料等。后经中央同意，东江纵队专门设置了联络处与美国展开情报合作，并提供了很多高价值情报。一位美军将领惊叹：这里（东江游击区）堪称“盟军在东南中国最重要之情报站”。